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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章小天地,中医大世界(四)——中央国医馆与焦易堂

信息来源:贾杨 贾茗萱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日期:2019/4/20

我们在3月22日发表的《一张老照片的真相大白》,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其中端坐前排C位的,就是时任中央国医馆馆长的焦易堂。拍摄这张照片的三年零七个月后,他就在台湾去世了。现在很多中医人都不一定听说过他。因为在近代中医药史研究中,焦易堂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他并非学医出生,却在民国中医界叱咤风云。焦易堂这个名字,也和中央国医馆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今天照常,还是从我们收藏的几枚老徽章说起。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正面,都有“中央国医馆”五个字。

第一枚:“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图一)。蓝底白字,大气磅礴,远观颇像国民党的党徽,很有民国的“政府感”。省一级的中央国医馆徽章,看上去就比较庄重。

图一 中央国医馆湖北省分馆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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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图二)。到了浙江的县一级,我们觉得艺术感陡升。这是一枚挂链式徽章,不同于现代一般常见的别针式徽章,挂链式比较流行于民国时期。这枚章的字体有隶书的质朴,但最吸引人的却是苍绿色的珐琅底子,好似一汪深潭,有意境。我们曾在一位藏家手里见过同样是嘉兴县支馆的徽章,底子却是湖蓝色的,很妖娆,或许是不同时期的版本。


图二 中央国医馆嘉兴县支馆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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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枚:“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图三)。新会县,出产正宗“广陈皮”的地方,现为江门市新会区。这一枚的独特之处是挂链上有一个圆形的“国”字扣,这也是民国时期徽章的一种式样,往往为了突出主章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字,就是突出了“国医”。章的中央区域有一株兰花,寓意高洁;下方有“70”字样,说明当年新会县为国医馆服务的人至少有七十,规模不算小了。


图三 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新会县支馆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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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枚:“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图四)。江津是哪里啊?在重庆市辖内,现在叫江津区。这枚章的重点不是国医馆,而是以其名义成立的中医学术研究会。大家看这个会的名称,规规矩矩,就是放到现在,也是极高大上的。民国时期,基于各地国医馆,各种中医药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最多时逾千,为彼时困境中的中医药发展保留了星星之火。徽章中间圆体“国医”二字,极赋设计感,亦表明其国医馆的核心地位。


图四 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中医学术研究会会员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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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完四枚美章,回到今天的主题——中央国医馆。先猜猜,单从名称上看,大家觉得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对照当下,是类似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或者是中华中医药学会?

为什么说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因为总有很多难以言表的事情发生。这个中央国医馆,就是一个“四不像”——它既不是中医行政机关,也不是中医教育院校,更不是中医科研单位或者中医医疗机构。但却在当时,集合了全国中医药的行政管理、学术研究、教育推广、标准制定等职能,着实还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大家都知道,1929年3月的“废止中医案”引起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进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斗争几经波折,最终以国民政府撤销该案而暂告一段落。但在斗争中,中医药界普遍感觉,中医要生存,就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需要有一个政府承认并授权的机构在全国层面统一领导,以团结各方力量。

1930年1月,裘吉生、蒋文芳等人提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要求“改进国医、研究医药、管理国医药事物”。同年筹备会议推举陈郁、焦易堂、施今墨等七人为筹委,陈郁为主任(图五)。


图五 中央国医馆筹备大会全体会员谒陵摄影(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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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7日(要记得这一天是国医节哦),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图六)。选举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全国中医无不欢庆。为了祝贺这一盛事,上海《医界春秋》、《中医世界》、《中华医药报》等报刊均出版了纪念特刊。

图六 中央国医馆理事会会场(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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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中央国医馆下设推行处、医学处、药学处和秘书处,并设有多种特别委员会。各省市纷纷筹建分馆,甚至远在旧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组建了分馆。至1936年10月,已成立了37处分馆,另有82处分馆在筹备中。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确实积极开展了一些工作,如:

一、 1932年起,“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组织制定了《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国药学术标准大纲》、《国医专科学社及国医研究所立案暂行标准大纲》、《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时数分配表》等一系列标准化文件。

二、1935年,于右任、陈立夫、焦易堂等人为筹建首都国医院募捐。1937年初招标动工,但尚未竣工,中央国医馆就因为抗战爆发,随政府撤至大后方。1948年底,首都国医院医院落成,后因国民党败退,未启用。

三、1937年,焦易堂提议请教育部将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获得通过。可惜通过后尚未及时制定详细规章制度,中央国医馆就因为日军的威胁迫迁至重庆,提案未落实。

四、1934年,向全国征集各种图书22类,395种,共2471册,图表38幅,并出版了《中央国医馆图书目录》一册,以筹办医学图书馆。

五、抗战期间,设立中医救护医院,创建制药厂,举办医务人员训练班,积极支援抗战一线。

除了上述学术、教育、医疗等工作。中央国医馆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提案通过并促使南京政府发布近代第一部全国性的中医药法规——《中医条例》。1933年6月,焦易堂、石瑛、陈立夫等二十九位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提交了《国医条例草案》。身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焦易堂在审议之前,走访了各委员,向他们解释《国医条例》的重要性,最终于1933年12月立法院通过了《国医条例》,并将其改名为《中医条例》。但由于行政院的阻挠,迟迟未获得公布。1935年11月,冯玉祥、石瑛等人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要求将《中医条例》公布实施,议决通过。1936年1月22日,《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的合法地位得到基本确立。

我们收藏了一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出版的《国医公报》第三卷第二期(图七)。这个《国医公报》类似于中央国医馆的机关刊物,主要刊登中央国医馆发布的各种指令、训令、公函等。在当期专载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如今细细读来,颇有意味。全文如下(图八,九):

理由:

岐黄行中国上下数千年,治效昭著。自西医东渐,政府锐意维新,举凡卫生行政一畀西医而国医不兴焉,似不免失之偏执。西医对生理之解剖、药物之提炼,有独得之妙,固不可厚非。而国医经数千年聪明贤哲之研究,经验亦岂无精到处?即在西医发达进步之今日,其所认为不治之症,经中医诊治,往往应手奏效,例不胜举。且世界西医最进步之国,除德国外,厥维日本。日本近年对于汉医特别注意研究;而美国檀香山一带,业中医者至五百余人,咸为美国人士所信仰。诚以汉医之经验良方,实较优于西医。而同一病症,西医统以一方治之,汉医可以多方治之。其治法之精细灵活,尤非西医所能比拟。此为中西医共认之事实,不容否认者。倘举数千年无数先贤先哲体验研究所结晶之国医,一旦委之沟壑,不惟数典忘祖,即于民生上、实业上、学术上,亦均蒙不良影响。为拯救斯弊,谨拟办法如左。

办法:

一、前经立法院议决通过之《国医条例》迅予公布实施;

二、政府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

三、应准国医设立学校。

这个提案有理有据,实在是一篇议论文的范例,我让女儿反复研读学习。大家看,第一句开宗明义,中医历史悠久,疗效显著。然后比较中西医的特点,重点突出中医的优势。再后从日美等国对中医的重视,返衬中医之光彩(这几句就是给留洋的西医看的)。最后一句我们最喜欢——国医“一旦委之沟壑,不惟数典忘祖,即于民生上、实业上、学术上,亦均蒙不良影响。”即使放在当下,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于人民生命健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科技能力提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八十多年前的先辈对于中医有这样精妙、深刻的认识,值得我们敬佩!


图七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的《国医公报》第三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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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国医公报》提案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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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国医公报》提案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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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后,中央国医馆迁至重庆,抗战时期主要工作重心是配合政府,为服务军队、后方抗战民众等做出很大贡献。1946年,中央国医馆迁回南京。此后两年,尚未开展实质性工作,即因国民党迁至台湾而解散,其工作也就此宣告结束。


中央国医馆介绍完了,该介绍馆长焦易堂了(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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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焦易堂照片(来源于网络)


中央国医馆第一任馆长焦易堂,原名希孟,陕西武功县人,生于1880年。幼年务农,14岁始读书,曾就读于法政专门学校。后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陕西光复。辛亥革命后,致力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迎孙中山北上以及北伐战争等。孙中山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易堂兄,秦中杰士也。为国奔走有年,于民国创造颇有功焉。”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29年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5年任最高法院院长;历任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50年10月28日,焦易堂病逝于台湾,终年70岁。

1931年起,焦易堂当选中央国医馆第一任馆长。期间,他在党派林立的政治斗争中,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民国时期的中医药于混沌中艰难前行,无愧于时代。焦易堂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出生后母亲缺乳,家人常以干馒头嚼碎相喂。后来兄患猩红热,弟因病瘫痪,姐姐产后失调,也都相继去世。他亲身体验了广大民众因缺医少药而遭受的巨大痛苦,故下定决心要振兴中医,造福百姓。据说1950年9月中旬,台湾考试院举行中医特种考试,请病中的焦易堂担任典试委员。他抱病工作,恪尽职守。到10月中旬考试完毕,病情加重恶化,留下的最后话语是——“台省人中文程度较差,宜放宽尺度录取……”

我们摘抄一些他曾说过的话,供大家琢磨体会:

“中西医术,互有短长。”

“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西汇通,互相研究,成为世界最精良进步之医药。”

“中医须用科学方法革新,不可墨守成法,中西医应互相切磋,不应互相攻击。尤以中药吃服不便,更应速设法改进。”

“余不业医,又非药商。然余深爱中医药,中医书籍,浏览不知凡几,此国粹也,当维护之。”

上一篇老照片的文章最后,我们提及焦馆长的最后一任夫人江定女士,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这一篇的最后,我们要说一下在江定女士之前,焦易堂的第三任夫人龙九经。

龙九经出生于1890年,她的父亲是戊戌变法维新志士、辛亥元老龙泽厚。龙九经自幼品貌出众,聪明过人,口才极好,参政意识强,在京积极从事女权运动,名噪一时。曾任中国女权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女子政法讲习所所长兼南京女子学校校长。1919年嫁给焦易堂,全力协助丈夫工作。焦易堂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后,龙九经在丈夫主持法律起草工作时,利用自己所学,给予了很大帮助,被誉为民国南京首位女法学家。1933年,龙九经积劳成疾,在上海辞世,年仅43岁。焦易堂曾这样评价这位夫人——“半生革命,幸能勉尽绵薄于党国者,得龙女士之助为多。”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或许不止一个,成功的女人!

附记:坊间一直有传说,云南白药的发明人曲焕章,被焦易堂以抗战名义逼献秘方,曲不愿交出,于1938年8月忧郁成疾而死。此事见诸于蒲元华老师在《文史精华》1997年10期发表的“中药奇葩——云南白药”一文中。这也直接导致后世对焦易堂的议论。为了探究真相,我们特地查阅民国有关报刊。如果此事属实,在民国时期各种报刊逸闻轶事、八卦新闻满天飞的情况下,不可能没有一点风声。查阅《全国报刊索引》、《大成故纸堆》等数据库,唯有《新上海》周报1946年5月28日第22期苏少卿发表的“不明大义曲焕章真正‘曲死’——白药发明人自杀记”记录了有关情况。我摘录原文供大家参考:“关于白药发明人曲焕章在抗战中自杀的怪事,外省人多数不知,前几天有从重庆来的友人述之颇详。现在我写出来,叫人知道我国的医生,向把单方死命的保守秘密,有像曲焕章这样的愚人,甘愿一死,也不传秘方……这次抗战军兴,蒋委员长把他接到重庆待若上宾,命他大量的赶造白药,并教几位西医帮助他做,意思是叫他把药方公开,许他胜利后,给他官职奖金。可是这个老头儿真怪,再三不肯传他的秘方。于是当局怒了,命令将他拘留起来叫他考虑三天,若再不肯,就要治罪,无非吓唬他而已。谁知这个老家伙真想不开,立意宁死不传药方,趁着看守人不严,吃毒药自杀了。”看完此文,我们也是唏嘘不已。这是曲焕章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本文主要参考了于丁坤老师发表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03期的“中央国医馆于近代中医教育”、李满星老师发表在《文史春秋》2015年10期的“龙泽厚和龙九经:父女两代堪之士”、吴中云等老师发表在《文史精华》2000年04期的“焦易堂与中央国医馆”、文庠老师发表在《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0期的“焦易堂与中医药事业”等,在此一并感谢!)


(本文作者:贾杨 贾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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