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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章小天地,中医大世界(五)——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信息来源:贾杨 贾茗萱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日期:2019/4/20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中医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为大家熟知的是上海中医“老三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大家或许看着眼熟,却又说不太清楚的一所学校——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有图有真相!先展示一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徽章。这是一枚挂链式油漆章。相对于珐琅章而言,油漆章的漆面容易脱落,所以品相好的油漆章还是比较少见的。此章的蓝漆已有不少脱落,露出黄色的底漆。边圈楷书“上海中医专科学校 证章”,中央圆圈内红色篆书“中医”二字,古朴端庄(图一)。反面有“118”字样编号(图二)。


图一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证章(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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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证章(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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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入提问环节:

第一题:谁知道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前世今生?

第二题:这究竟是哪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徽章呢?

第一题,我们会告诉大家。第二题,大家要困惑了——难道民国时期有不止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吗?

是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沪上真的有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只不过这二个同名学校存在的时间,相差了整整五年。

让我们先说说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吧。这个学校只存在了短短二年,但是在上海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也是属于排在第二梯队的学校(姑且把“老三校”定为第一梯队。)

我们的藏品中有一册1940年出版的《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图三)(上海档案馆也藏有一册,编号档案Y8-1-1091),当年《复兴中医》杂志为了这个学校的首届毕业纪念,专门停发第一卷第三期,改做专刊。题写刊名的武进谢利恒,就是1929年3月赴南京五人请愿团的团长谢利恒。

图三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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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专刊里有一篇文章——“二九年级级史”,作者是校友同学联谊会代表大会主席兼学术股主任朱佐才先生(他也是第一届毕业生),详细介绍了该校的创立经过,后来很多学者都引用了此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二九级”(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和我们现在对于学生毕业年份的定义不同。现在说的“级”,是指入学那一年,而“届”,是指毕业那一年。专刊中写的“二九级”,其实就是现在说的“二九届”,即1940年毕业的年级。

文中说:“抗战三月,国军西迁,沪上租界,形成孤岛,穷巷僻衖,顿呈人满之患,盖可苟安于一时也。……近百不约而同之莘莘学子,……乃于次年(1938年)初春,震于医学馆之招生广告,乃先后入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曾几何时因人事变迁,纷纷自动退学,故参加学期考试者,尚不足半数。……及至第二学期,馆方以我等成绩优良,编入秋季始业班,正式升入二年级肄业,二九级之名称,于此时确定。民国廿八年(1939年)秋,开学后同学尚多。但对于学生课业,学校行政颇多疏忽之处,同学辈迭有建议,完全置之度外,全馆同学,同感非宜。及至十月十五日学术股决定出版《联谊医刊》,馆方力加赞许,并于第二次学术演讲会席上,当众表示馆方愿出资津贴,务求医刊作有价值之发刊。岂知于稿件整理完毕,将行付印之际,馆方突宣告拒绝津贴。诸同学皆以馆方自食诺言,失信于大众,不免义愤填膺,尤以馆方对待同学,向无诚意,学业方面,亦不注重实际,非办教育者应有之态度,医刊仅为导火线而已。同学等为自身学业计,为国医前途计,于是辗转恳请医界闻人,出而赞助,以创设完善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为将来我人革新中医之大本营。于是国府参议、中央国医馆编审委员会主席陈无咎先生担任本校校长,国医耆宿张伯熙先生副之,张赞臣先生掌总务,时逸人、余无言二先生掌教务(图四、五)。学者办学,为沪上中医界之创举。经两星期之奔走,一切就绪,乃于一月廿日(1940年1月20日)雪花纷飞之时,载诸报端,公开招生矣。及至开学日届,统计人数百有三人,而由医馆转入者,十居其八,可见各同学对于本校之信仰亦。本校课程,新旧并重。上课时间,每日增多一小时,教授皆有硕学而负声誉者。如时逸人先生任妇科、内经、温病教授;余无言先生任伤寒、外科教授;刘民叔先生任金匮教授;尤学周先生任内科、儿科教授;谢斐予先生(女)任药物教授;杨彦和先生任诊断、医史教授;张梦痕先生任方剂、医案教授;何云鹤先生任花柳、西药教授;茹十眉先生任生理、解剖、喉科教授;顾宗余先生任眼科教授(图六、七)。半载以来,得益倍多,深觉此举之不虚也。又本校注意实习,遣派本级同学,往各名医处临诊实习,轮流观摩,以博治病之经验。”

图四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中名誉校长、校长、副校长、总务主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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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中教务主任、副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秘书主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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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中各科教授照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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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中各科教授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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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把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建校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校长陈无咎(1884-1948年),浙江义乌人,与元代朱震亨、明代虞抟并称“义乌三溪”。为啥叫“三溪”呢?第一个取朱震亨字丹溪的“溪”,第二个取虞抟自号华溪恒德老人的“溪”,第三个取陈无咎世居义乌黄山,村旁有黄山溪,故号“黄溪”的“溪”。他们三人在学术上一脉相承,都推崇滋阴学说。陈无咎早年投身反袁护法运动,1923年定居上海,重建始创于明代的丹溪学社,自任学社第二十代总教。后于1926年创办了丹溪大学,三年后在国民政府压制下停办。上海沦陷后,陈无咎挺身而出,不负众望,出任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校长,为中医教育贡献巨大。1942年,陈无咎和他的团队,因不屈于日伪政府对院校登记造册的要求,选择停办学校,展现了一代中医人的铮铮铁骨。

从1940年1月20日在《新闻报》发布第一条招生广告到1942年2月7日在《新闻报》与《申报》发布最后一条招生广告,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只存在了二年多,但也先后招生200人左右,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我们摘录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在《申报》上最后一批招生广告的内容,让大家再深入了解一下这个学校。1942年1月21日及27日刊登招夜课部一二年级插班生广告,称其“宗旨:采科学化教本、培新中医人才。班次:一二年级插班生,三年级额满不收。考期:随到随考,有转学证书及成绩单者免考。开学:二月七日,九日上课。校址:福熙路吕宋路34号。纳费:学杂等费四十六元。报名及缴费均在南阳桥白尔路口裕福里四号本校办事处。”至2月3日、5日及7日开学前再登“招夜课部男女新生暨通告开学、催缴学费”。除1月份的内容外,还增加学费“三年级五十一元”,“各级学费须于开学前一律缴清,旧生逾期不缴则以新生递补”等条款。

如果有人仔细看上面的“二九年级级史”,会发现其中提到一个受到众多学生指责的“医学馆”。这个“医学馆”就是中国医学专修馆。《申报》1938年12月29日刊载 “医学专修馆定期开聚餐会欢送毕业同学”一文说:“中国医学专修馆,创办于民国二十年,先后毕业同学数百人,服务于全国各埠者,名满杏林。”该馆是严苍山门人杨澹然于1931年在其私人诊所创办的业余学校,学制三年。因有严苍山、秦伯未等名家前往讲课,故求学者甚众,先后毕业400余人。1941年改名“中国医学专修院”。正是由于中国医学专修馆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最终导致八成的学生另立门户,创建了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医学专修馆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间接培养了第一批毕业生。

在这里插一个好玩的梗:女儿趴在电脑前数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数着数着发现:该校办学二年,先后在《新闻报》上刊登招生广告38次,然而其中有10次是和中国医学专修馆的招生广告同版同框刊出,颇有硬扛的感觉!(图八)

图八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夜课部招生广告(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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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介绍完了。现在要说第二个了。大家猜猜第二个的来历?第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就是大名鼎鼎的“老三校”之首——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其实改校名这个事情,在民国教育史上非常普遍。当下沪上有历史的名校,几乎没有不改过名的,中医学校更是如此。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丁甘仁、夏应堂等创建于1916年,1927年与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合并,1932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1948年被南京政府勒令停办。关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研究资料很多,在这里不赘述了。我们就重点梳理一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怎么变成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

我们发现,民国时期报刊上的招生广告真是一个大宝库。广告的时效性强是最大优势。在上海地区,《新闻报》和《申报》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新闻报》,文如其名,社会百态,包罗万象。我们以《全国报刊索引》、《申报》等数据库中的招生广告为主要参考资料,按某个校名首次出现的时间,列一个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改名大事记:

一、1916年7月1 日,《申报》首次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名招生。

二、1932年1月27日,《新闻报》首次以“上海中医学院”校名招生,并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图九)。学校在规格上由专科学校上升为大学。

三、1945年9月8日、15日,《新闻报》连续二次恢复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名招生,并注明“校长丁济万”(1932年月起,丁济万任上海中药学院院长)。这两次复名广告很奇怪,我们找不到任何佐证资料。

四、1946年2月8日,《新闻报》又改回“上海中医学院”校名招生 ,并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五、1946年8月15日,《潮安国医公报》1946年第2期刊登:“(香港八月十五日通讯)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为于右任、戴传贤等创办,现为普通招生,托由本港学会代为招考。”这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最早记录。于右任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审计院长及监察院长,长期支持中医,曾在1934年为《上海中医学院年刊》题词。这老先生有句名言——“基督教徒管和尚”,用来讽喻西医管理中医的不合理。而戴传贤就是民国政治家戴季陶,其父戴小轩兼业中医外科,戴季陶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对中医抱有同情态度。这里说于右任、戴传贤等创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其实也是借政府高官的名义进行宣传的一种形式。

六、1946年9月15日,《申报》:“本市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等三校,因未呈准设立,擅行登报招生,经教育部先后令饬教育局一并取缔。”这是我们在媒体上最后一次见到“上海中医学院”这个校名。

七、1947年1月31日,《新闻报》在上海地区首次以“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校名招生,注明“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图十)(请注意广告版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左侧的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后文会提及)。

八、1947年2月13日,《新闻报》最后一次刊登“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招生广告。

图九 上海中医学院(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招生广告(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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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原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招生广告(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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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招生广告的校名是绝对准确的,所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1916年成立到1948年停办,中间经历的校名更替时间点为:

1916年7月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32年1月

上海中医学院

1945年9月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46年2月

上海中医学院

1946年8月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香港招生)

1947年1月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招生)

这期间,我们还找到一些新闻类的佐证。比如:

一、1947年3月5日,《申报》:“中央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教材委员会主任赵峰樵,前日自京来沪,昨日上午往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视察一切,向全体员生训话。”

二、1947年3月10日,《申报》:“教部因上海私立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与私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未经立案,即登报招生,且经本部迭次派员査明上述两校之基金、经常费、仪器、设备,以及课程、师资各方面,诸多不合,已电上海巿教育局转饬两校停办。”

三、1947年3月12日,《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4期:“教育部代电:高字第一四一二五号(卅六年三月十二日),私立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及私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未便准予设立仰转饬停办。”

四、1947年3月31日,《申报》:“本市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及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曾经教育部勒令停办。名医丁济万曾于三月十七日国医节庆祝大会时提议,由中医师公会、国药业公会等十团体,向三中全会请愿。现闻有关当局,对沪地中医学校之恢复已充予考虑。”

五、1947年6月30日《申报》:“上海市私立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及上海中医专科学校,顷经教育部调查后,认为:一仪器设备均不足供各科实验之用。二教员资历多与规定不合。三课程内容不合标准。四学生程度过于不齐,间有初中未毕业者。而该两校基金尚未筹足,经费来源,除学费外,并无确定收入,教育部特令饬上海市教育局转饬该两校迅即停办。”

大家看,上述这些新闻,都集中在1947年上半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从1946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取缔上海中医“老三校”之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这个校名一直伴随着中医界的抗争,延续至停办,成为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教育的悲怆绝唱。

大家或许要问,上海中医学院这个校名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改为中医专科学校呢?我们发现,同时期“老三校”里还有一个学校,也是在同时期改名的: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改为“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大家注意到了吗?二校都是由“学院”改为“专科学校”。其实,这也是权宜之计。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公布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但长期以来,国民政府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既不制定立案标准,却故意设定多种歧视性条款,从资金、师资、课程、招生、设施等多方面限制,以中医学校未经立案而强令关闭,要在短期内彻底消灭中医学校。

二校将“学院”改名“专科学校”,实际上就是自动从大学降格为专科学校,同时还添置了必要的设施设备,如科学实验室、图书馆等,都是为了尽量符合教育部对专科学校的检查要求。但我们分析,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和新中国中医专科学校主要是吃了缺乏办学资金的亏:只有学费收入,没有基金支持。当时教育部规定“专科学校之医学专科学校:开办费6亿元,经常费2亿元。”当年的金圆券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已经形同废纸。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月薪也不够买5袋面粉。但这个天文数字对于长期惨淡经营的中医学校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后期上海中医药界发起募集办学资金的活动,然而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已是无力回天。

说完了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问题又来了——这枚徽章究竟属于哪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呢?我们倾向于陈无咎任校长的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理由如下:

一、首先,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办校时间虽短,但为完整学校,期间也未更名,招生与教学秩序正常;此外,徽章反面有“118”字样,即有118人可以佩戴,换言之,这个学校的师生至少有118人,数量上较为接近第一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一届招生百余人的情况,以民国时期徽章按需制作的惯例,比较符合实际。

二、前身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第二个上海中医专科学校,在改名时,已处于同政府勒令关闭斗争的漩涡中,正常招生与教学大受影响。1945年-1948年的两届在校生合计仅57人,加老师与行政人员也就在70人左右,与这枚徽章编号相差甚远,不符合客观情况。

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新的徽章实物来证明这个结论。

今天的长文写完了。女儿很感慨,说:“我能想象在1947年,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的校长,每天早上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该怎么去抗争,怎么去保住学校。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枚小章,牵出一段中医悲壮历史,让我们睹物思旧,抚古惜今!

(本文主要参考了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编著的《名医摇篮——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周会会老师发表在《中医文献杂志》2016年第5期的“陈无咎与中医教育”;杨杏林等老师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4期的“上海近代中医教育概述”;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增国老师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等,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作者:贾杨 贾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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